编者按
2022年6月，国务院印发《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南沙方案》），明确提出将南沙打造为立足湾区、协同港澳、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。2025年作为《南沙方案》第一阶段目标的实现之年，广东省首次发布《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白皮书（2022.06-2025.06）》并举办发布会，系统梳理三年建设成果。值此关键节点，南方日报南沙新闻部特邀8位领域权威专家，从政策创新、产业协同、制度衔接等维度深度解析南沙实践，总结《南沙方案》第一阶段成效并为下一阶段发展建言献策。敬请垂注！
2025年对于南沙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——既是《南沙方案》第一阶段目标实现之年，也是南沙自贸片区建设的第十个年头。站在这个重要时间节点回望，南沙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制度型开放的关键一极，其战略地位与使命愈发清晰。
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战略中具有独一无二的“先天特征”——“一国两制”之下，存在三个关税区、三种不同货币。这种特殊性赋予大湾区两大核心使命：一方面要解决港澳长期繁荣稳定问题，将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；另一方面要代表中国参与国际竞争，在基础设施、创新能力等方面达到世界一流水平。
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在于深化制度型开放。不同于传统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，制度型开放本质是通过规则、管理、标准、模式等制度层面的对接与创新。对大湾区而言，这既包括衔接国际先进经贸规则，更需要破除区域内体制机制障碍、打造一体化市场体系。
与内地的大市场优势形成共振，南沙，恰恰是这场制度协同的最佳“连接器”。
为何是南沙？
从区位看，南沙地处大湾区地理几何中心，背靠珠三角制造业腹地，面朝港澳两大国际门户，是华南兼具海港、铁路、公路立体交通网络的重要交通枢纽，天然具备承载跨区域制度对接的物理基础。
从产业看，南沙是大湾区面积最大、产业门类最齐全的重点合作平台，涵盖高端制造、金融科技、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，多元产业生态为制度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——无论是跨境数据流动的规则试点，还是知识产权跨境保护的机制探索，都能在南沙找到实践载体。
更重要的是，南沙与港澳的合作渊源深厚，多年来在商事登记、职业资格互认、民生服务衔接等领域积累了大量经验，为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奠定了信任基础。
事实上，国家对南沙的定位，始终围绕“制度型开放引领”这一核心。从自贸试验区建设初期的“积极探索管理模式创新、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”，到《南沙方案》明确的“打造立足湾区、协同港澳、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”，每一步都赋予南沙先行先试的使命。
具体而言，这种使命可拆解为三重责任，而南沙也立足自身特色做出了不少有意义的探索——
其一，破解“规则壁垒”，通过横向协调机制打通三地制度堵点。正如南沙推动成立的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和粤澳发展促进会，以“民间主导、政府支持”的模式，让三地政商学界精英共同参与政策设计，这种“软衔接”模式有效弥补了官方协调的空白，为解决商事纠纷、标准互认等难题提供了新路径。
其二，对接“国际高标准”，成为国家经贸规则的“压力测试区”。南沙率先开展的自由贸易（FT）账户试点、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，正是对CPTPP、DEPA等国际规则中“跨境资金流动便利化”条款的主动适配。截至目前，南沙跨境贸易投资试点累计交易额超500亿美元，FT账户累计开立超9000户，有力提升粤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水平。
其三，输出“湾区经验”，将局部创新转化为可复制的制度成果。比如在庆盛枢纽片区，南沙落地香港科技大学（广州），与港澳探索联合科技攻关机制，在产学研转化、科研经费跨境使用、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形成的“产学研协同模式”，正成为大湾区科技创新合作的范本。
另外，可以看到，南沙的制度型开放正实现从“单点突破”到“系统集成”的深刻转型。比如，以“五港联动”战略为核心，南沙正通过海港、空港、数港、金融港、人才港的协同设计，构建起覆盖物流、贸易、数据、资本、人才的全要素开放体系。这一转变不仅突破传统自贸区局部改革模式，更以特殊框架下的制度创新实现三大跃升：一是通过功能集成打破要素流动壁垒；二是通过规则协同对接国际高标准；三是实现从政策洼地到创新高地的生态重构。
总体而言，南沙制度型开放的本质是通过“一国两制”框架下的治理协同，为国家参与全球规则制定提供区域实践支撑。未来需强化“中央要求、湾区所向、港澳所需、南沙所能”的联动效应，真正成为大湾区打造“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、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、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”的关键极点。
（作者系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院长实盘配资平台app，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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